集刊名：《高等教育评论》 创刊时间：2013年 刊期：半年刊 主办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主 编：朱方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邮发代号：2-2980
国际科研合作是全球南方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得以浮现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InCites数据库,对全球南方21个国家1983～2023年的国际合作论文开展文献计量研究。研究发现,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科研体量的鸿沟依旧存在,且全球南方本土自主研究仍相对不足;全球南方国际合作论文的影响力在整体提高,但全球南方内部不同区域、国家之间国际合作论文的影响力存在一定的分化趋势;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科研合作强度、广度、效度等均有所提升,已成为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未来全球南方国际科研合作的三重面向,即看见作为“实体”的全球南方、理解作为“视角”的全球南方、共建作为“方法”的全球南方,以期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南方国际科研合作中的参与水平。
国际组织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高校是中国开展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的重要主体。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推送是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的工作,尽管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高校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整体性、系统性、机制性的工作仍有待进一步推进。笔者以网络组织理论为视角,选取13所不同类型的高校,对学校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牵头部门与参与部门的负责人开展线上深度访谈,同时结合学校的文本材料,对高校开展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的机制开展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在网络目标上有推送共识但无合理目标;在网络节点上有牵头单位但无有效分工;在网络资源上有资源优势,但调动发挥不足;在联结关系上,有约定俗成的惯例,但无制度性文件的保障;在运行机制上,有工作机制,但无领导小组。因此建议,大学应当合理设定国际组织人才推送目标、发挥多部门的力量与优势、调动各方资源、出台专门制度建设文件、建立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领导小组,以求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工作。
巴尼特和杜瓦尔的权力概念为理解国际组织为何可以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产生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国际组织可以凭借自己的金融资源以及规范资源,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行使一定的强制性权力;可以通过界定一些国际教育制度的规则和程序行使制度性权力;也可以凭借自己与主权国家,尤其是教育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国家的不对等结构性地位行使结构性权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控制教育治理知识的合法性行使生产性权力。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国际组织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时都能同时展现出这四种权力,但不同形态的权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能基于抽象的单个的人,而应该致力于人向其真正本质的复归,就是要将自在自为的个人,转化为共同体的合格成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该在三个维度发力,以推动“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成。从价值目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因求真向善而凝聚,也因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永恒追求、对人之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探索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践行而直接夯实着人类存在的共同体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共同体的建构不能凌空蹈虚,构建利益共同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助力共同体建设的现实纽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塑造利益公平分配意识、推动形成利益认同意识并助力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情感共同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使命,它能够助力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近年来,生产力基本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进程加快,催生出经济社会对各学科数字型、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加快财经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是践行国家发展战略与满足行业实践需求的重要途径。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财经学科的教育场景走向网络化、智能化,教育内容走向数智化、绿色化,教育思维走向多样化、终身化,助推财经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经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应当抓住以下要点:明确以财经学科拔尖人才的新特质为培养目标;完善中国特色财经学科的自主构建与交叉创新;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搭建以数字资源等为基础的跨学科平台与实现产教研深度融合;建设和完善相适应的、高效的、以治理机制和评价机制为主的质量保障机制。
将阈限理论引入国民宪法教育的可行性在于阈限本身的模糊性与目前国民宪法教育的特征相一致;而在主体意义上的国民宪法教育打破了教育主体层次、教育内容条块的固化,宪法秩序之于国民宪法教育的重构意义为阈限理论的引入提供了必要性。借由阈限空间在逻辑层面发现结构中可能存在的空白或过渡,并串联了理想的宪法秩序阈与现实的三宪法作用通道,让国民宪法教育成为“全方位”教育。阈限期让国民宪法教育的视野转向容易被忽略的阈限时期,并让国民宪法教育关注到教育主体的身份转变过程,使得国民宪法教育实现“全过程”教育。国民宪法教育在阈内的作用就是让结构性隐身者在结构中更好地安置,对边缘群体发挥自身的交融能力。阈限理论关注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过程,既有主体性问题又有主体间性问题。因此,国民宪法教育在路径选择上应该采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教育理念。
数字时代重构了法学知识体系与教育模式,对一流法学课程建设的理念定位、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乃至技术赋能提出挑战。数字时代背景下,一流法学课程建设的理念需要从审慎观察数字工具向理性使用数字技术进发,接受从工具赋能课堂模式向技术赋能教师素养转变,注重理论法学课程与程序法学课程建设的差异。在此理念定位下,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传统法学知识与学科体系的冲击和影响,更新教学内容与开拓课程类别建设;因循算法偏见与歧视引发的数字技术伦理困境,需增加法律职业伦理、法律技术使用伦理类课程的学分比重,以规训学生职业伦理立场。理念的变迁同样辐射技术赋能一流法学课程,可从组建多元背景师资、破解法学院数字技术研发难题、推进语言模型生成不断进阶三个维度应对数字时代的技术赋能要求。
虚拟教研室是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和基层教学组织创新的重要载体,然而对于如何提高虚拟教研室建设成效尚缺乏实证分析。本文基于专业学习共同体理论,以访谈文本与网络公开资料为数据来源,通过主题分析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索虚拟教研室建设的共同体要素和典型组态。研究发现:“领导方式”“愿景目标”“协作实践”“支持条件”构成虚拟教研室建设的共同体要素;卓越虚拟教研室的典型组态可分为“高愿景目标型”“强协作实践型”“愿景协作平衡型”“强支持型”。提高虚拟教研室建设成效要明确虚拟教研室功能,制定愿景目标;优化技术平台性能,提升用户体验;控好行政参与力度,促进自主发展;增进成员深度互动,支持教师发展。
知识自主并非自主知识创新不言自明的前提或自然而然的结果。超越“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中心主义行动纲领,进而在真正意义上确立知识主权、实现知识自主是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战略潜台词。纵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我国高校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自主诉求集中体现为弥补中国现代文科学术的先天不足、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成形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针对当前我国高校新文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面临的技术范型依附、西学话语依附和学科制度依附困境,应积极推动知识自主转向,着眼于以中国本土情境牵引新文科自主知识概念谱系化、以评价制度改革提振新文科自主知识的创新氛围、以信息技术适配赋能新文科自主知识方法论革新、以世界情怀搭建新文科自主知识全球化扩散网络。
第一代大学生承载了家庭向上流动的希望,他们能否通过职业规划实现向上流动?本文利用全国19所本专科高校9803份大学生的有效问卷,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的后致性社会资本、职业规划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第一代大学生的后致性社会资本显著更少,目标确定能力、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更低。后致性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正向影响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的目标确定能力和职业规划清晰度,但对后者目标确定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大,对两者职业规划清晰度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概言之,第一代大学生面临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的双重困境。这就意味着大学教育难以完全消弭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差距。这可能是由于“滞后效应”“累加效应”“马太效应”,导致后致性社会资本难以很好地在大学生职业规划上发挥其补偿作用。鉴于此,大学应为第一代大学生创造促进学业参与的环境,帮助他们获取更多后致性社会资本,并提高他们整合利用后致性社会资本的能力,致力于让后致性社会资本发挥其补偿效应,最大限度地缩小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差距。
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高校教师阶层分化与整合存在双重逻辑,影响学术系统的和谐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教师从过度整合的历史中形成阶层化结构,这促进了教师多样化发展和高等教育治理效率提升。但是,由于学术工作的不断分化和绩效管理主义的裹挟,高校教师阶层分化与整合存在不同步和不均衡性,高校教师阶层分化存在阶层之间利益差距过大、阶层结构相对固化、弱势阶层权益保障不足等负效应。因此,需要实施“目标前瞻型”整合、加强保障性整合,在充分保证积极性阶层分化秩序的同时,增强整合能力、促进分化与整合适洽均衡,进而推动高等教育迈向和谐的学术未来。
以“强基计划”政策背景下T大学的实践探索为例,本文分析了高校在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过程中涉及的多重制度逻辑。国家逻辑、管理逻辑、专业逻辑和市场逻辑交织构成了复杂的制度环境,对高校在“强基计划”学生的招录入口、培养过程和发展出口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T大学积极协调与整合不同的制度逻辑,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融入学校持续探索的本科教育改革中,在选拔培养的各个环节创造性地提出了颇具院校特色的实践方案,呈现了高校如何在改革中实现与不同制度逻辑的有效互动,有机衔接内外部环境变化与自身教育理念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破解高校科研评价的“五唯”难题既是当下教育领域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支点。当前高校科研评价背离科研价值,以量化成果为主,讲究覆盖“五唯”,追求媒介层次,科研成效虚化,结果应用偏颇,仍旧属于“五唯”的变相反映,亟须从根子上扭转这种局面。为了反映科研本真,实施有效科研评价,高校急需确立主测指标,设置副测指标,通过测评理论建树、考量实际贡献、分析育人应用等,建立健全主测指标与副测指标有机结合的科研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式。保障这一主副结合的科研评价模式顺利开展和全面推广,高校需要取消简单量化的评价制度,根除传统的量化奖励惯习,谋划布局有组织的前沿科研,稳定支持教师一生做好一样科研,营造教师安心科研的环境。
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博士生就业选择的日趋多元,博士生教育与学术职业间的耦合关系已显松散。本文基于身份轨迹视域下构成博士生学术职业身份的知识链、网络链和机构链三个核心要素建立分析框架,选取2022年Nature全球研究生调查中2496份博士生的数据为样本,以动态视角考察博士生学术职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博士生的学术网络对其学术职业意向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组织机构则通过读博经历满意度和学术追求变化间接增强其学术职业意向,但个体知识积累无法显著影响其学术职业意向;读博经历满意度变化和学术追求变化正向影响博士生的学术职业意向,且网络链和机构链还分别通过上述因素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增强其学术职业意向。应通过博士生评价体系改革引导他们在知识生产中建立学术职业认同,建立赋能博士生的研究型导学关系与同伴支持体系,营造科研型高校氛围并重视过程性评估,以培育博士生投身学术职业的发展意向与能力。
美国教育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当下美国大学在任校长的平均年龄已迈过60岁的门槛。美国学术界形象地称此现象为“大学校长的老龄化”。美国大学校长老龄化的关键原因是随着大学治理的不断复杂化,董事会越来越倾向于聘用有过校长任职经历的“老人”校长。美国大学“老人”校长的独特优势是其治校经验和实践智慧,能够帮助大学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推动大学变革。但是,聘用“老人”校长不利于校长来源的多元化,不利于提供持续和强劲的领导力。不过,美国大学董事会和遴选委员会普遍认为,聘请一个有经验的“老人”校长,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潜在的弊端。
<正>《高等教育评论》(半年刊)为CSSCI收录集刊,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于2013年创办。旨在对高校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有益的探索,全面客观地展现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反映和阐释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致力于成为具有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特色,兼顾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类集刊(知网收录,邮发代号2-2980)。
